1 引言
产业结构协调问题是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之一。产业结构协调发展既意味着产业结构本身的协调和优化，也意味着区域之间在产业发展上合理的分工。以区域的协调发展为例，区域是为管理社会、经济等活动的应用性整体，作为国家领土的一部分，区域有大有小、有强有弱、彼此相连，相互之间存在各种关系。区域之间或区域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各种经济关系，这种关系和谐则会对区域经济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反之，则会产生消极的摩擦和冲突。区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但是，国民经济却并不等于各区域经济的简单累加。区域经济协调则会产生“1+1＞2”的效果，反之，若区域经济之间摩擦和冲突不断则结果往往是“1+1＜2”[1]。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一直较大，改革开放以来非平衡发展模式的实施使得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可以通过产业结构的地区协调来实现。目前正处于转轨期的我国经济改革，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的干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就是其中之一。产业结构区际矛盾的具体表现就是地区产业结构趋同以及由此导致的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地方利益抬头、产品的过剩与短缺并存、产业过度竞争等，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我国各种经济资源的配置远未达到“帕累托最优”。因此，研究探索产业结构协调的理论，以减少或协调产业发展的矛盾，促进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产业结构协调的重要性
2.1 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任何社会，只要存在社会化大生产，在客观上都要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对一国来讲，整个国民经济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各个部分相互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并保持着一定的比例关系，因此，国民经济要实现持续稳步增长，产业之间的发展必须协调，即在再生产过程中，应经常注意保持各部门、各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比例关系。这种内在联系和数量的比例关系可以表现在多个方面，如各个部门和行业之间；每个部门和行业内部各环节之间；同类产品生产的各部门和行业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等，产业结构协调意味着从产业的角度看这些内在联系和比例关系是协调的。
2.2 提高经济效益的需要
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和社会分工日趋专业化的背景下，市场上的中间产品需求日益增多，产业部门之间彼此依赖程度日渐增大，结构效益的权重日益上升，以至于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支点。这种来自结构聚合的经济效益，其意义已大大超过个体劳动生产率提高对效益增长所带来的影响。
现代经济增长应该是速度与效率的统一，只有产业结构协调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否则社会商品要么是短缺与过剩并存，要么是以周期性的波动甚至经济危机爆发出来。对第二次产业而言，由于三次产业之间存在着供求关系和一系列数量比例关系，因此其发展必须与第一次产业和第三次产业的发展相适应。只有产业结构合理，才能保证各产业按比例地协调发展，才能争取速度和效益的统一。
2.3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需要
产业及产业的各部门总要落实到特定的区域上，并与区域所具备的条件结合起来。各地自然条件、区位状况、资源状况、现有生产力水平及区际经济联系各不相同，因此特定产业存在地域上的选择性。
区域比较优势是决定区域产业选择（布局）的利益机制，这种比较中的优势包括绝对比较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产业结构地区协调则意味着各区域的产业布局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可以使各区域在发展本区经济时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伯尔蒂尔·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比率理论可知，资源的宏观配置效率可以因此得到提高。
3 产业协调理论的国内外研究概况
3.1 产业地区布局理论
3.1.1 产业布局的区位理论
产业布局的区位理论主要由V·杜能奠基，经过A·韦伯及后人较为系统的研究，在19世纪末初步建立。主要有：
（1）V·杜能的农业区位论。杜能在其名著《孤立国》一书中提出，距离以城市为代表的消费市场的远近对农作物的布局有重大影响，由内到外他将假设的孤立国划分成6个同心农业圈层，杜能的《孤立国》可以说是区位论的奠基之作。
（2）A·韦伯的工业区位论。韦伯继承了杜能的思想，他在分析影响工业布局的区位因素时，提出了区位因素、区位优势和最优区位等概念，杜能和韦伯提出了3个一般性区位因子，即运输费用、劳动费用和聚集力。
（3）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规模的扩大，韦伯以后的研究者发现，最小生产成本并不能完全确定企业的最优区位，成本最低也不完全意味着利润最大化，市场因素对产品价格影响越来越大，为此，克里斯塔勒提出了中心地理论。此后，廖什又考察了市场规模和市场需求结构对产业区位的影响，区位分析也由生产扩展到市场，并且从单个厂商扩展到整个产业。
西方古典区位论的基本特征：①研究宗旨是为各个企业或部门寻找最优生产区位，其实质是在寻找一种比较优势以保证企业利润的极大化；②区位研究是以完全竞争市场机制下的价格理论为基础的，属于古典微观经济学范畴。③虽然没有明确的区域产业协调发展思想，但有隐含的意思[2]。
3.1.2 产业布局的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包括绝对比较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绝对比较优势理论由亚当·斯密提出，他认为，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有其绝对有利的、适宜于某种特定产品的生产条件，若每一国家均按其“绝对有利的条件”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彼此进行交换，这将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有效利用，对各国都有利。
绝对优势理论不能解释实践中的有关分工问题，因此大卫·李嘉图在继承和发展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的基础上，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相对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任何国家都有其相对有利的生产条件，若各国都把劳动用于最有利于生产和出口相对有利商品，进口相对不利的商品，将使各国资源都得到有效利用，使贸易双方获得比较利益[3]。
20世纪30年代初，伯尔蒂尔·俄林进一步提出了生产要素比率理论，他认为在同种商品不同区域的生产函数不变的情况下，比较优势的产生是由于：①各区域生产要素禀赋比率不同；②不同的商品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搭配比例。
3.1.3 平衡与非平衡论争
在关于宏观生产力布局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方面，理论界长期流行着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是平衡发展论，强调缩小地区差别，主张国家投资布局应以落后地区为重点，在资源分配上主张地区平均主义。在西方，主张各产业应齐头并进的首推罗森斯坦·罗丹，他在1943年第一次提出“大推进”理论，指出在东欧和东南欧需要“大推进”（即同时对许多项目大量投资）来实现经济增长。实践证明，“大推进”理论只有在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中才有其正确性。而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交融，地区经济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实现“大推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另一种是缪尔达尔和赫希曼提出的不平衡发展论，该理论承认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存在性，反对在资源配置上对各产业、各地区采取平均主义作法，主张遵循并自觉利用不平衡发展规律，实行有区别、有重点、有选择的不平衡发展战略。
此外，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斯在《区域不平衡和国家发展过程：一个描述过程》一文中指出：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区域间增长差距呈“倒U 型”变化。1985年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发表《发展极概念在经济活动一般理论中的新地位》一文，对“增长极”理论进行了论述[4]。
上述3种理论和以均衡理论为中心的新古典区域增长理论基本上代表了区域经济理论和产业布局的研究状况，每一种理论都有不完善之处，不能完全地解释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问题。
3.1.4 公平与效率论争
效率首先是一个经济学范畴，是指资源的有效使用与有效配置。由于经济资源的稀缺性，使用配置资源得当，有限的资源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反之，则只能发挥较小的作用，甚至可能产生负作用。
效率增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投入产出角度看，投入一定，产出较多；或产出一定，投入较少，意味着效率增长；反之，则意味着效率下降。二是从配置的角度看，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等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利用，既无闲置，也没有浪费，资源效用完全释放，表明配置效率提高，实际上，这两个方面效率增长内涵并不一致，甚至可能相互抵触。
其次，效率概念还涉及价值判断问题，有两方面的涵义：第一是从有效使用角度看，若投入者自行决策的投入导致的产出不为社会所接受，那么即便是高产出也不是有效的，否定这种名义上的“高效”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市场供需矛盾表现出来，二是通过最终激烈的社会矛盾来解决。第二是从有效配置角度看，在不同地域投入某一资源产出不同，社会对这些不同的产出需求程度也不相同，即某种资源投入的结果会因不同的地域配置而产生不同的效率，追求最高的资源宏观配置效率是产业结构地区协调的目标。
公平不是纯经济学概念，它包含有价值判断。公平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即收入分配，生产资料占有和地域空间上。产业结构区际协调发展应该实现公平条件约束下的国家整体实力增强或总体效率的最高，以及实现区域产业协调均衡发展，即空间公平。但是有效率的区域配置并不能完全带来空间的均衡协调，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在利益驱动下通常会造成资源的不均衡分布，从而造成区域的不均衡发展。
3.2 产业结构理论
3.2.1 马克思主义的结构理论[5]
（1）产业划分理论。马克思将社会总生产分成生产资料（Ⅰ）和消费资料（Ⅱ）2大部类，但是，马克思提出的2大部类仅指物质生产部门，不包括非物质生产部门。虽然可以揭示社会再生产运动的总规律，但不能揭示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
（2）结构均衡理论。马克思分析说明了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必须满足：Ⅰ（v+m）=Ⅱc，并引伸出2个公式，即Ⅰ（c+v+m）=Ⅰc+Ⅱc，Ⅱ（c+v+m）=Ⅰ（v+m）+Ⅱ （v+m）。在扩大再生产情况下，两大部类生产的平衡条件为：Ⅰ（c+v+m）=Ⅰc+Ⅱc+Ⅰ△c+Ⅱ△c，Ⅱ（c+v+m）=Ⅰ（v+m/x）+Ⅱ （v+m/x）+Ⅰ△v+Ⅱ△v。马克思抽象而清楚地阐明了社会再生产实现的条件，但在现实生活中，产业部门众多，产业结构中包括了多种产业部门之间相互提供中间产品的错综复杂的联系，因此，运用马克思的结构均衡理论难以描述产业之间多部门的投入产出联系，对于产业结构的区际协调应用性不强。
（3）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马克思首先提出了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列宁则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和资本有机构成的理论及再生产公式相结合，提出了在技术进步条件下，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他指出，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生产。”这一理论在一定前提下可以反映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化情况。
（4）结构调整机制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了价值规律的发展形态与生产价格规律在调节和平衡社会各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产业结构）中发挥作用的过程。他看到了结构调整的市场和计划两个机制。马克思看到了生产价格规律调整产业结构的局限性是完全正确的，但他借此否定生产价格规律对社会主义国家调整产业结构的作用是不可取的。
3.2.2 西方的结构理论[6]
（1）结构演变趋势理论。结构演变趋势理论可根据是否考虑外贸因素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分为封闭型产业结构理论和开放型产业结构理论。
封闭型产业结构理论一般不考虑外贸因素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和作用，即在封闭情况下研究产业结构演变的趋势。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威廉·配第、科林、克拉克、库兹涅茨、霍夫曼和里昂惕夫等。封闭型产业结构理论离现实状况日益遥远，但仍对进一步研究产业结构具有借鉴意义。
开放型产业结构理论考虑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斯密、李嘉图、俄林和钱纳里等。相比之下，开放型产业结构理论与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更为贴近。
（2）结构调整理论。在产业结构调整理论中，影响较大的是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转变理论、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罗斯托的主导部门理论和筱原三代平的两基准理论。
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转变理论有3个基本假设：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接近零；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由农业的人均产出水平决定；城市工业中利润的储蓄倾向高于农业收入中的储蓄倾向。严格地说，他的3个基本假定是否完全适应我国的实际情况有待商榷。
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资源的稀缺性，全面投资和发展一切部门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把有限的资源有选择地投入到某些行业，以使有限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赫氏认为，有限的资本在社会资本和直接生产资本之间的分配具有替代性，因而有两种不平衡增长途径：一是“短缺的发展”，二是“过剩的发展”[7]。从总体上看，不平衡增长理论基本上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至于选择哪一条不平衡增长途径，应视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瓶颈而定。
罗斯托的主导部门理论是，根据技术标准把经济成长阶段划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起飞、成熟高额群众消费、追求生活质量这5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演进是以主导产业部门的更替为特征的，经济成长的各个阶段都存在相应的起主导作用的产业部门，主导部门通过回顾、前瞻、旁侧三种影响带动其他部门发展，主导部门序列不可任意变更，任何国家都要经历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8]。罗氏以技术标准划分经济成长阶段，是与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阶段划分的理论相对抗的。但是，他所提出的主导部门通过投入产出关系而带动经济增长的看法，以及主导部门并非一成不变的看法，是有现实意义的。
筱原三代平的两基准理论是指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率上升基准，收入弹性基准要求把积累投向收入弹性大的行业或部门；生产率上升基准要求把积累投向生产率上升最快的行业或部门。该理论成立的前提是：基础产业相当完善，不存在瓶颈制约，或者即便存在一定程度的瓶颈制约，但要素具有充分的流动性，资源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向瓶颈部门转移，尽快缓解瓶颈状态；产业发展中不存在技术约束；不存在资金约束。
3.3 产业政策理论
产业政策的研究至今已有很长的历史，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这一概念才得到广泛的使用。在产业政策理论早期发展史上，较有影响的是由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在1791年12月提交给美国国会的一份《关于制造业问题的报告》。李斯特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从历史的角度比较了各国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指出了各国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应当实行不同的政策。此外，日本政府在明治维新期间，提出了“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口号和制定各种产业的法规和措施[9]，为现代产业政策提供了历史档案。
二战后，西欧和日本为了恢复本国经济，首先考虑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而产生了系统的现代产业政策理论。1957年，西欧6国建立欧洲共同体，签署了《罗马条约》，其中包含了某些产业政策的内容。日本在战后推行“产业合理化政策”等一系列产业政策，此后，随着日本经济奇迹的出现，产业政策这一概念走出国界，为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纳。随着各国实践的不断深入，现代产业政策理论吸收了其他许多理论如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的有关内容，产业政策概念逐步完善，理论日臻成熟。
3.4 我国的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概况及趋势
杨治教授较早将产业结构理论引入我国并产生了广泛影响[10]。近年来，他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产业政策的研究上。这似乎说明，促进产业结构本身及地区间的产业协调发展还得通过产业政策的制定及其运作来实现，加强产业政策的研究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和协调是很有意义的。此外，我国一些学者对经济周期中产业结构变动及周期波动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例如周振华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一书中对产业结构机理作了系统的分析，他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揭示了结构关联效应、结构弹性效应、结构成长效应和结构开放效应；孙尚清、魏后凯、郭克莎、李悦、王述英[11～14]等人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实际状况及其存在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
产业结构协调问题将始终与经济发展相伴。笔者认为，该研究领域今后的研究重点是紧密联系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借鉴他国的经验教训，针对产业结构的区域协调发展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着重对协调思想进行历史追踪，系统阐述产业结构地区协调基本理论，包括协调的本质、区域产业结构形成的一般依据、产业结构地区协调的评判标准、产业结构地区协调与地区利益协调的关系；分析体制转轨期建立产业结构地区协调机制存在的问题，回顾与反思计划体制下产业结构地区冲突的协调，在分析西方成熟市场型产业结构地区协调和障碍的基础上，剖析我国产业结构地区协调机制建立与运行的障碍，探索克服现存产业结构地区协调障碍的基本对策。并就区域产业结构协调中的政府作用和产业结构地区协调中的合作援助机制具体包括产业结构地区协调中的区际合作、产业结构地区协调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两类政策的结合、产业结构区域政策的评价、产业政策与地区产业结构协调、产业政策的逻辑起点、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取向及走势分析、产业政策与地区产业结构的协调等问题进行研究分析，为我国产业结构的地区协调提供理论贡献和操作实践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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