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巴赫金 狂欢化理论 大众文化
论文摘要：国内学界对巴赫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话理论、复调小说与狂欢诗学。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成为大众文化研究的热门话题。从理论发生学角度看，狂欢化理论并不能直接挪用为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话语资源。因而，理清狂欢化理论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合理关系，并且以当前中国大众文化现象为现实观照去发掘巴赫金狂欢化理论对大众文化研究的启示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米哈伊尔·巴赫金的思想足迹涉及哲学、语言学、诗学、符号学、美学和文化历史学等诸多领域。学界对巴赫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话理论、复调小说和狂欢诗学。二十世纪中后期，源起于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思潮兴起，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成为约翰·多克、费斯克等大众文化研究学者广为引证、剖析的理论资源，鲍尔德温等人主编的《文化研究导论》一书也将巴赫金列为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理论家之一。川(P202)
巴赫金研究在当前中国学界炙手可热，争论颇多，呈现出众声喧哗、杂语共生的态势。就其狂欢化理论而言，学者们聚焦于狂欢理论是否“想像催生的神话”展开对话与争鸣;①同时，对于狂欢化理论能否被挪用为当前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话语资源，观点也是莫衷一是。②由于巴赫金理论架构的庞杂和未完成性，其在传播与接受中存在种种误读，本文在文化研究视阂中考察狂欢化理论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合理关系。
一、狂欢化理论与民间文化
巴赫金从民间文化的历史源头出发，以歌德《意大利游记》中对1788年罗马狂欢节的描述为史料，结合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拉伯雷的创作实践，提出了自己的狂欢化理论。狂欢节、狂欢式与狂欢化是狂欢化理论的三个核心范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提出了狂欢化的重要概念。狂欢化渊源于狂欢节，而狂欢节的源头则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农神节和民间仪式，它盛行于古希腊、罗马并延续至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节庆、仪式和庆典活动。“国王加冕和脱冕仪式的基础，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这个核心便是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狂欢节是毁坏一切和更新一切的时代才有的节日。r>[2](P163)狂欢式意指一切狂欢节式的庆贺、仪礼、形式的总和，它是一种没有舞台，不分演员和观众的游艺。巴赫金分析了狂欢式的四个范畴:1.等级制取消，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自由、率真、随意而亲昵的新型关系，人们的行为、姿态、语言都从阶级、年龄和贫富差异中解脱;2一种插科打浑式的情景喜剧;3.俯就，一切被狂欢体以外的等级世界观所禁锢、分割、弃绝的东西又重新结合，神圣/粗俗，崇高/卑下，明智/愚蠢等二元对立重新订立盟约;4.粗鄙，一种读神式的、降格的与肉体下部相连的摹仿与讥讽。以上四个范畴不是关于平等与自由的抽象言说，而是通过生活形式加以体验的具体感性的游艺仪式的“思想”。当狂欢式转化为文学的语言时，就是所谓的狂欢化。
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是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直接来源，犹如古罗马神话中的双面门神雅努斯，中世纪的人们生活在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两重场域中。与等级森严、死气沉沉的官方文化相比，民间文化提供了一种虚拟的空间，它以广场语言和笑文化为主要表征形式，以一种错乱、颠倒、自我嘲弄、自我模仿的方式为芸芸众生绘制了生活世界的乌托邦。巴赫金对民间文化的挖掘和阐释颇具开拓性意义，主要表现为:其一，发现民间诙谐文化的重大意义;其二，重新认知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之间的关系。
巴赫金择取当时学者疏于关注、处于边缘化地位的拉伯雷的小说①作为文本考察对象，试图敞开被遮蔽的丰富的民间诙谐文化资源。巴赫金总结了民间诙谐文化的三种基本样式:其一是各种仪式、演出形式，诸如各种狂欢节类型的节庆活动，各类诙谐的广场表演等;其二是各种诙谐的语言作品;其三是各种形式和体裁不拘形迹的广场言语，如骂人话、赌咒、起誓等。民间诙谐文化重视“物质—人体下部”意义，以小丑和嬉皮士般的疯癫形象、怪诞现实主义的美学风格反映和传达着民间思想观念。“笑”的复杂内涵表征着民间诙谐文化的丰富内涵，在巴赫金看来，狂欢节的笑是全民的大众的笑，这种笑是在摆脱等级束缚和俗世烦恼后的自由的民主的笑;同样，这种笑包含着双重意义:兼具欢乐/兴奋与冷酷/讥讽，既否定又肯定，既埋葬又新生。一方面，民间文化以节日的名义、广场式的语言、降格化的滑稽改编，为处于教会和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民众构建了乌托邦的自由王国;另一方面，民间文化总是包蕴着给旧秩序“脱冕”和为新秩序“加冕”的双重内涵，这种将民间文化视为一个流动的、更新与衰亡交替的独特视角无疑印证了民间诙谐文化的生命力，也反驳了那种将民间文化视为纯否定性或纯消遣性的现代化的粗暴解释，从而大大提升了民间文化的地位。
巴赫金始终坚持以官方文化为参照系来阐释民间文化，他之所以选中拉伯雷的作品是因为其呈现出的反古典主义教条和非官方性②。巴赫金认为，民间文化以诙谐形式与教会和官方严肃文化相抗衡，民间节庆活动的狂欢仪式完全摆脱了教会和官方的束缚，崇高的东西被降格和贬低、物质—人体下部的意义得到彰显，民间文化通体弥漫着与官方文化对立的气息，“在狂欢化的世界上，一切等级都被废除了，一切阶级和年龄都是平等的”仁’](溯)。由此可见，巴赫金在充分展示民间文化蓬勃生命力的同时，也过分夸大了民间文化的乌托邦色彩。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之间存在一种复杂的张力:民间文化总是试图以笑声和诙谐的方式战胜官方文化的主要思想、形象和象征，并试图用“物质—肉体下部”语言去改换官方话语。民间文化通过节日宴饮、广场游戏等特定的时空背景，以滑稽、怪诞的表现形式，构建着极具理想色彩的对立于官方意识形态的“第二生活空间”。同时，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又存在一定的相互转化的关系，巴赫金分析了节日的两面性，它们既有作为宗教和官方意义存在的一面，又有作为民间狂欢节的广场的一面，“从中世纪官方宗教仪式和世界观中被排挤出去的诙谐，在每个节日的屋檐下都筑起非官方的，但似乎是合法的巢。m [3](P95)事实上，民间文化的许多仪式表演都是对官方活动的戏仿，比如假面舞会。尤为可贵的是，巴赫金也认识到民间语言对官方意识形态或高雅文化的影响，“从民间深处带着民众的(粗俗的)语言闯人正宗文学和高级意识形态领域，在创作诸如卜伽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小说，塞万提斯的小说，莎士比亚的正剧和喜剧等世界名著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a [3](P83)
综而论之，巴赫金以一种独特的史学观充分挖掘了拉伯雷小说的民间文化资源①，其狂欢化理论阐释的对象始终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而并非大众文化，因此从理论发生学角度看，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并不能直接挪用为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话语资源。要理清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与大众文化间的合理关系，首先必须梳理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错综联系;其次是以当代大众文化现象为现实观照，阐明狂欢化理论的启示意义。
二、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
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是两个极易混淆的概念，从词源学出发，民间文化对应的英文应该是" folk culture "，大众文化的英文表达则有两个:" mass culture”和“popular culture"。麦克唐纳曾对民间文化进行界定，“民间文化必须是为一个有凝合力的社团所生产，它清醒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而且始终把握着生产方式，故而能够保证其产品的明确身份。>, [a)(rza)在麦克唐纳看来，民间文化直接源于下层民众的生活经验，它是民众自发的、有机的经验总结和自然表达，既不受惠于高雅文化，也不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合谋。民间文化宛如普通民众的私家花园，自然生产、独立于外界的纷纭烦扰。民间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近似于民俗文化，它形式多样、风格繁杂;其传播形式以口头传播为主，涵盖民间戏曲、歌谣、传说、神话、街头杂耍、说书曲艺等。普通民众是民间文化的主要生产者、传播者和消费者。麦克唐纳对民间文化的定义与雷蒙·威廉斯将文化界定为“一种总体的生活方式”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事实上，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首任主任霍加特在1957年出版的《文化知识的用途》中，前半部分以民族志(ethnography)的方法追怀了童年时代的美好时光，那种有机的工人阶级社区文化无疑是典型的民间文化样式;书的后半部分则叙述美国大众文化对工人阶级社区文化的破坏。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也处于复杂的张力关系中。
那么，究竟什么是大众文化?mass culture与popular culture曾经都被用来指称大众文化，massculture一般用来指商业气息浓郁、由大众传播手段生产出来的文化形式，比如肥皂剧、好莱坞电影与禾林小说②，这种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具有贬抑含义。Popular culture是目前学界对大众文化的约定俗成的称呼。如果对大众文化进行“理论的旅行”，会发现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化概念。以霍克海默、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将大众文化斥之为“文化工业”，认为大众文化既是对淳朴的民间文化的冲击，也与高雅文化截然对立，它缺乏创造性、重复而单调，仅仅是资产阶级国家生产出来的用以麻痹工人阶级意志的文化垃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斯图亚特·霍尔则注重从权力角度定义大众文化，认为大众文化是形形色色的权力斗争的场所，这一视角源于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它一反“生产决定论”模式，认为文化意义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众的解码。以《理解大众文化》、《电视文化》等蜚声中外的约翰·菲斯克援引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认为文化资本的拥有起着鉴别阶级利益、推动阶级差异并使之自然化的作用，“那些被社会认为‘高级’的文化形式，如古典音乐、美术、文学或芭蕾，都与有社会权力的人们的口味不谋而合。而下里巴人或者大众文化形式则受到下层社会人们的喜爱。文化与阶级密切相关。}, [sl(m}一“s)杰姆逊将大众文化视为对应于后现代主义社会的文化形态，其主要表征形式为拼贴、复制、无深度、碎片化、零散化;鲍德里亚则在消费社会中阐释大众文化。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发现大众文化的产生背景、表征形式、传播途径和接受群体均与民间文化差别明显。然而，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者约翰·多克的论述最具代表性。约翰·多克极力反对现代主义将工业、后工业时代兴盛的大众文化与前工业时代的民间文化等斩断联系。他例举澳大利亚电视中的“愚人形象”和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中的“愚人”，认为“现代主义最大的神话就是认为前工业时期的通俗文化和19 ,20世纪的大众文化之间没有任何延续性。对此，我怀有异议，不断出现的愚人形象就体现着这样一种延续性。,}(s}}pz}s}巴赫金所展现的民间文化中滑稽、天真、淳朴、反陈规旧习、牢骚满腹、游手好闲而又虚伪捣蛋的愚人形象，如今频繁地出现在各类电视节目中，成为大众文化叙事中的重要角色。约翰·多克还援引罗兰·巴特在《神话学》中对“角力”场面的生动再现，意图表明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并非已然断裂。笔者以为大众文化有着两方面的渊源:其一是官方与文化产业的有效运作，比如云南省连续推出的《云南印象》原生态歌舞集;其二是源于具有悠久传承的民间文化，比如中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相继被拍成电视剧，东北二人转也成为刘老根大舞台的看家本领并且在各大城市轰动演出。可以说，大众文化(诸如电视剧、广告)十分重视从民间文化中吸取养料，民间文化所弘扬和倡导的“爱情/家庭伦理”等已成为大众文化叙事的重要主题。
三、几点启示
学界对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质疑基本上是缘于对民间文化研究所持的不同的史学视角，“狂欢化理论正如史学家所说有不少缺陷，与其说是谁掌握了‘史实’的争论，倒不如说是从什么视角选取、甄别与释读史料的史观之争。; }}}}}zis>由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存在着对狂欢节考察的史料欠缺(关于狂欢节的直接史料只提到歌德的《意大利游记》)，加之巴赫金本人遭受苏联集权意识形态压迫等原因，后辈学者往往质疑其对狂欢节描写的真实性，甚至怀疑“狂欢节”是巴赫金虚构的反讽苏联专制政权的乌托邦。再者，狂欢节的意义在当代社会也逐渐由民间广场的“第二生活”蜕变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言;狂欢作为一种公众的节庆活动正在日益缩减，但是，“狂欢活动作为一种文化模式仍然强烈地影响着20世纪大众文化，例如好莱坞电影，大众文学类型，电视和音乐。}, } s} } rzsa)以当前中国大众文化现象为现实观照，可以发掘出巴赫金狂欢化理论对大众文化研究的启示意义。
首先，巴赫金以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去发现民间文化的意义，以一种“对话”的开放思维呈现了民间文化的强大生命力。民间文化、官方文化与大众文化处于一种变动的复杂的场域中，民间文化既与官方文化相对立，但其诙谐的语言、仿拟的风格又往往被官方文化吸收、堂而皇之地进人所谓的高雅文化;民间文化也可以将官方语言转化为“物质—人体下部”语言，将官方逻辑改写为民间逻辑。随着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大众文化已经突破其边缘地位、日渐突显为重要的文化形式。大众文化在与官方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博弈中，可以借鉴民间文化资源，构建起理想的“公共领域”( public sphere)和“第二世界”，从而实现有效的协商和对话。当今许多相声、小品节目，以大众文化的运作和传播方式，结合民间文化资源如民间话语、习俗等，以滑稽、反讽、插科打浑的方式机智地将官方逻辑转化为民间逻辑，借助大众文化的表征形式，进行着意识形态的交流与对话。例如，相声和小品已经成为中国观众广闻乐见的娱乐节目，“忽悠”、“不差钱”等民间语言也通过电视媒体的传播成为大众的“口头禅”。如此看来，民间文化要想延续传承并且扩大其社会影响，有赖于大众文化的叙事与传播模式;而大众文化要想在“意义”和“意识形态”的争锋中与官方文化谈判与协商，并且构建一种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就必须重视和联系民间文化。
其次，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认为狂欢文化是全民参与的文化，它驻足民间广场、构建起民众生活的乌托邦。这一独特视角启迪我们:大众文化不仅具有法兰克福学派所谓的“压迫”性质，还应该具有乌托邦性质。大众文化的“乌托邦”或曰“解放”功能有赖于民间文化，大众文化叙事应该走向民间、从民间文化中攫取素材和话语风格。
巴赫金在谈及果戈理的创作时认为果戈理的创作素材和幽默风格都是源于乌克兰的民间节庆文学(如滑稽故事、小品、讽拟语法)、学校怪诞的现实主义因素以及民间笑谑文化;他在谈到马雅科夫斯基等未来派诗人的创作时也十分强调民间文化源泉。①因而，大众文化要想转化为风光无限的文化产业，民间话语资源不惜为可供借鉴的重要向度，“民有、民享、民用”(威廉斯语)将会是其无法绕行的必经之途。大众文化必须避免曲高和寡，以民间的话语、广场的演出形式和贴近现实生活的审美诉求为民众构建起“第二生活空间”的乌托邦。比如，京剧振兴是我国文化界热议的话题，笔者认为，作为精英或高雅文化样式的京剧，如果要走出身陷的低谷、并且在后工业/后媒体时代盛演不衰，就必须经过唱腔、扮相、舞台时空、题材和传播媒介等种种转换之后，才有可能融人当前繁盛的大众文化。
最后，大众文化的许多元素只有在民间诙谐文化中才能孕育出来，官方文化中不可能存在，比如以笑为代表的愉悦功能。大众文化消解深度模式、以解构的姿态戏弄人情世态，其对愉悦功能的追求与民间笑文化异曲同工，小沈阳在春晚之后迅速成名就可以解读为大众文化对民间诙谐文化成功收编的范例。此外，在巴赫金看来，民间文化对“物质—人体下部”的描写迥异于大众文化中泛滥的色情描写，是一种前色情或超色情的怪诞人体。大众文化叙事中的欲望书写也可以参考民间文化，在身体叙事和欲望叙事的漩涡中保持清醒的姿态，从而摆脱低俗的色情渲染并且回归民间文化的诙谐品质。
毫无疑问，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被发现、被译介和被接受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由于巴氏狂欢化理论的开放性思维和对话姿态，它已经在中国人文社科的众多领域被介绍和研究。从文化研究视域出发，探讨狂欢化理论与大众文化的合理关系及其对当前中国大众文化的启示意义，不失为一种有益和必须的尝试。
